- - - 不同寻常的“人情练达”

　我与柳传志只见过一面，谈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写什么东西我当时找的话题是“转型期轨制因素对企业家行动的影响”，基础的观点有三个-第一，依照西方的企业家理论，中国发生不了企业家，因为缺少轨制和文化的支撑-第二，事实上，这20多年，中国发生了良多企业家，而且在他们身上发铺出一些遥比西方企业家更丰盛的企业家才能-第三，因此，结论是，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即使它有多么不完全和畸形，就必然存在企业家发生的泥土尤其是在规划经济（无市场）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可能要比成熟的市场经济更须要也更能磨练企业家只要市场经济开了一道门缝（即所谓“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ｅｎｔｒｙ”，企业入入自由），那么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就会紧紧抓住这小小的机会，把整个门撞开，趟出一条路，甚至是一条大路我的意思是，一、中国的企业家到美国创业不必定行-二、如果是美国的企业家来中国办联想，确定没有现在的联想做得这么好在转型期的中国市场上，须要一些特别的、西方管理教科书里没有的企业家才能柳传志批准我的观点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还没有听到我表达第二层意思——也就是由衷地赞美联想的意思，就说-“是，我要到美国去，做不了那么大“

　在我为了写《大变局》这本书研讨柳传志的时候，我发觉，这是一个在外人面前非常谦恭、常常讲“我、联想什么时候有过什么问题”的人那次交谈，他就提到，联想创业早期，和四通在统一栋办公楼办公，为了比谁挂在外面的招牌大，弄得面红耳赤柳传志和外人的这种谈话风格，无形中是在自己“下降”自己也正因为此，和他在一起，您绝对感触感染不到来自他的申明与权威的压力，柳传志“低”的这一步，让您海阔天空这在中国的文化里，鸣自谦、自抑

　我注意到，良多记者写柳传志的时候，都有一种“和他是朋友”、“很近”的情感的吐露因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就站在了联想的立场和角度其实，真的是朋友、真的很近吗?当然不是但为什么您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明明不真实的感觉?这就是柳传志非常特别的魅力他让事实上离他很遥的人都感到很近而更重要的是，在柳传志，这种风格并不做作，不是装给谁望的我也相信，如果这些认为跟他是朋友的人真的有难题要麻烦他，他只要可能都是会辅助的

　柳传志的这些人情练达的行动，在同代一流企业家中极为罕见（我亲自望到和听到不止一位在名声上与柳相去不遥的企业家如何在记者面前失态，因为记者的轻微难堪一点的问题就大发雷霆，而且那些问题仍是事实），在后辈企业家中更属凤毛麟角（他们生涯的时期的价值观注定他们不再可能自我压制，在与人交去中也决不高兴愿意做那些好处交换不合错误等的事情）

　柳传志对我说-“联想跟四通学了不少东西，四通当年讲‘把铁饭碗砸了，端起泥饭碗’，让我耳目一新四通最早成立了公关部，很器重宣扬，还有和政府部门的关系万润南对我说，公关宣扬不必定是广告，如果您的企业里有国度的暖点，天然会被宣扬，对企业发铺非常有利联想后来保持这样做了，但四通没做下去”联想跟四通早已经不是一个层次（不仅是范围，更是指做企业的心态和方法），而柳至今仍在“思源”

　须要知道的是，能够把联想做到这样田地的人，其个人的大智、大慧、大勇、大谋当为必备柳传志也是极有血气、个性极强的人1984年，他以40岁的春秋，依然下海创业，就充足阐明了他的不甘寂寞和对个人有大的期许柳传志归首自己的创业时说过-“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归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么有成绩，是引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非改不可，是一种决绝的心理硬度在联想历史上，柳传志面对的许多难题，均属退一步即深渊的境地，非钢铁意志不足以对抗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人情上却又这样自谦，其实让人不能不深思

　“洞明世事”而“练达人情”

　人有善根，也有弱点，并没有生成圣贤柳传志今天的人生历练，重要仍是要从他所在的外部环境来斟酌简略说，就是“世故”导致“人情”，“洞明世事”带来“练达人情”柳传志形成今天这样的性格和接人待物的方法，与环境是分不开的他要做大的事业，立非常之功，必需和环境有高度的协调性，否则要么被环境拒斥而无法得到发铺，要么与流俗合污而损失高遥目的而要发明这种协调，必需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智慧、坚韧和襟怀胸襟用《北京晨报》记者刘书的话-“联想发铺到今天，忍耐了良多良多常人无法忍耐的东西，暗藏过常理不应暗藏的黑暗，为他人背过的黑锅也历历可数但柳传志却全做到了，保全了企业的发铺，也保全了自己”用柳的继任者杨元庆的话，柳传志有极强的让步才能“如果当初联想只有我这样年青气盛，没有柳传志懂得在什么处所须要让步的话，联想就没有今天了”用一位联想高层经理人的话-“柳传志这么多年受过太多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审查，要是他个人真有大问题，哪害怕是生涯风格方面的，早就完了别的企业老板包个情人，弄点私利问题不大，柳传志是多少人盯着的，他不能出事他也没有出事”

　曾国藩曾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老是无益必需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柳传志无疑是这种观念的信奉者，他多次说“不做改造的牺牲品，而做改造的匆匆入者”而要成事，用曾国藩这个清朝汉臣的话，只有“困心横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平生咬牙坚挺之诀”自己有委屈尚且“从不说出”，就更不要说去“额上生角，触伤别人”了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凶德致败，一是长傲，一是多言”以曾国藩这些血泪经验来望柳传志和他的时期，大致可以明白，柳传志今日的人格性格，其实也是环境强迫磨砺的成果（柳在接收美国《财富》杂志采访时曾经说-“我在办企业的入程中，在管理上只用了30％的精力，其余70％要处置外边的一些东西”）牺牲一些个人的率性自由，多些忍耐让步，是为了和环境之间多些润滑，多乘顺风，使企业在已经够剧烈残暴的市场竞争之外不再另添麻烦艰巨困苦，磨练好汉，终于在玉汝于成的同时，也将一种面对外部环境的和婉圆融之道内化为一种再难消散的个性风格——这大概就是柳传志谦恭之风的源泉吧

　柳传志的这种在新一代企业家望来也许是“难堪自己”、“不够自我”的一面，对于联想的发铺其实还起到了另一种常常被疏忽的作用这就是，对于改正一般中国企业容易犯的“脑筋发烧症”大有好处因为让步委屈，在内心里走的弯道多，就不会把凡事望得过于简略，像一条直线，而会有比拟强的对付各种情形的心理筹备，打得起持久战这有点像高速公路的设计，过于笔挺平坦则司机容易发生精力疲劳，所以高速公路的直线段都被加以限制，去去设计一些半径很大的弯道，以调节司机心理，加强安全意识弯道费心，但出问题的几率大大少于直道联想大的决议计划没有失误，与柳传志不狂不妄、从不“眼里只有自己”的风格大有关系

　企业政治观与柳传志

　在中国做企业，也是在做政治，做社会小企业有小企业的做法，大企业有大企业的做法有积极的互动，有畸形的交易，有必需的润滑，有内心的矛盾，有彼此的应用总之，政治是企业永遥逃不脱的“地心引力”，能否处置好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其实是对中国企业家的一大考验

　自改造开放以来，中国呈现的知名企业家，若以败局论，最惨者当为如下三人-在国企是褚时健（59岁入监狱），在私企是牟其中（58岁入监狱），在乡镇企业是禹作敏（63岁入监狱）从大红大紫到大悲大戚，其结局其实不应只用“罪有应得”四字来概括他们其实也是畸形体系体例里生下来的胎儿这三个人，在其申明最盛时，都不亚于柳传志，甚至风头还要盖过柳传志他们都在某个阶段被中国的政治所选择，而成为当时中国经济人物的代表对他们的命运，直到今天，不少人还会有一丝钦佩和可惜之情

　这三个人的失败，都不是败在才能和胆识方面，而是败在政治方面褚时健私分公款，犯了国企的天条牟其中吹出的泡沫太多太大（在他是引资的钓饵），一会儿是“造芯片”，一会儿是“把满洲里建成北方深圳”，一会儿是“炸喜马拉雅山引印度洋暖湿气味”，一会儿是“将雅鲁藏布江水引入黄河”一个私营企业要干这么多国度大事，政府不警戒是不可能的，随意一个引导人批示“查一下”，南德就玩完了，因为您是经不起查的禹作敏作为“中国首富村落”的缔造者，在大邱庄出言如山，甚大公开说，“我去掉一个‘土’字就是皇帝”他忘了这是谁的国度、谁在引导这个国度了

　而望望那些政治性命比拟长的企业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高度注意政治安全细分起来，大致为五类-

　首先，是跟政治的大环境、大气象、意识形态的基础调子保持一致，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一位企业家告知我-“为褚时健鸣点冤屈的话我可以说，因为立足点仍是为国企好，为国度好，但说中国人权不好这样的话我就坚决不说因为这不是您企业家该说的话”

　其次，在行动方面，充足注意合法性自己立身要正，自己先不能违法

　第三，给自己披一些“防弹衣”，造些“光圈”，找些靠山，如这代表、那委员、这捐助、那慈善一类，这样一般的政府部门就不太敢刁难您

　第四，为人低调务实，不招盛气凌人那一类的麻烦

　第五，企业对于可以决议自己命运、影响自身发铺的周围方方面面的政府部门和重要官员，要舍得花时光精力，千万不可“只知埋头拉车，从不抬头望路”

　以上这些做法都是“被动防备型”的“政治安全术”在中国，一个胜利的民间企业，至少必需兼具两种才能——做好企业内功的才能、在政治上防身有术的才能当然，政治失误则企业没有前程，但如果企业首脑终日忙于在政府官员上投资，只朝上望，只朝外望，企业也必然完蛋，也就没有政治价值了所以刘永行的观点是-“把企业做好，多交税，就是最好的政府公关”

　在企业与政治的关系中，除了“被动防备型”的“政治安全术”，有没有“积极又稳健”的“政治推动法”?所谓积极，就是争夺和借助政治的力气，应用政治资源匆匆入企业发铺-所谓稳健，就是不陷入“官商勾搭、违法犯法”的泥潭事实上也是有的，其中的方法，大体上为三种-

　其一，是“交朋友”政府官员也盼望跟有思惟、有实力的企业家交去，了解经济情形，这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央”的一种表示抓住他们的这种心理，企业家可以与之树立必定的交情，取得懂得和支撑例如，作为民企，陕西海星早在1995年就拿到上市指标，与公司开办人荣海的政治才能是分不开的荣海说-“海星在陕西能够做到今天，和有一个很好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这个政治环境一部门是人家营造的，一部门是自己营造的营造政治环境的前提，是您要有相称的学识就政治问题，您可以和当政的人去对话，在政治方面您是很熟习的，您对他是关怀的，您对他是了解的他们关怀的不是您这个工业，严厉地讲，您去和他谈电脑，他第二天就不见您了他有可能问-‘须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了，这就完了您要能就他关怀的问题和他讨论，跟他交换，最后变成朋友这时候，他才能设身处地给您营造一个非常宽松、非常自如的环境好比您面对一个省长，今天要贷款，明天要辅助，后天又要政策，成效可想而知而当您能和他交换，能就他所关怀的问题和他铺开讨论，这种讨论他又认为是有价值的，他就开端关怀您这个企业，他就开端帮忙指点您这个企业了那情形就不同了这种关系又是一种正人之交，而不是一种金钱关系，金钱会使人不放心您、也不会和您深交”

　其二，是“造福一方”如果您的企业能在一个处所成为优良企业的代表，造福当地，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有前提请求更多政治资源的支撑

　第三，也是下面将要铺开剖析的，就是树立实业报国的遥大幻想（不是简略地为了个人和企业发财），并且实其实在地把这种幻想灌注到办企业的入程之中（不是像牟其中式地只唱高调），成为中国企业介入市场竞争、国际竞争的旗号这是一种“立乎其大”的“大政治”的企业观，而这样的企业，哪害怕是民间企业，也必然得到政治的搀扶联想、华为、万向，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柳传志身上，宏观上的实业报国的“大政治”的企业观，和微观上谦恭平凡、注重对外沟通的“小政治”的企业观，完全地联合在一起（在微观层面，他比华为的任正非做得好得多）我确信，今天如果中国的政治还须要在民间企业家中选择一个代表的话，这个人必定就是他，柳传志

　柳传志说过-“我爱望足球是因为我想望中国赢球联想做大了，大到中国和外国较劲的时候，联想能起到必定的作用，这才是我追寻的目的”从决议做自有的联想品牌，到1993年，外资品牌的压力令中国盘算机行业陷入最难题的境地，柳传志提出“坚决扛住民族盘算机工业的大旗”，联想都表示出了强烈的民族义务感

　改制的智慧

　我们必需注意到，也恰是因为在“政治上的准确”，联想获得了一个最大的政治支撑-改制，而且是在“皇帝脚下”的北京，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改制改制又加快了联想自身的发铺也就是说，联想和政治之间到达了良性的互动，这在中公民间企业中殊为罕见对此，杨元庆曾经深有领会地说-“柳传志最大的贡献在于，探索出了中国在规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铺途径在联想体系体例还没有完全明白下来的情形下，柳传志就能把联想当成自己的公司干，他不等不怨，因此，他抓住了机会中国市场就那么几年高速发铺的时机，而且，联想的发铺是在外国品牌立足未稳的时候，在同行忙着或等着解决体系体例和产权问题的时候，联想已经做出来了从获得经营、分配、人事三权到拥有分红权，最后到据有股权，柳传志一直在做着周到的设计，他去争，求变，积极，但不成熟的时候，他决不用强今天我们接手的时候，联想已经是体系体例非常好的企业了，完全没有体系体例方面的后顾之忧”

　联想改制，当然不是喊喊爱国口号就行了，甚至靠联想的事迹都不能解决问题（事迹越好有时麻烦越大）柳传志在这方面又表示出了他在详细操作上的超强才能，也就是“绕大弯，分步走”，先造小舆论，试探外界反映，然后抓住时机敏捷推入

　对产权改造，柳传志早年就说过-“我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中间遇到过良多痛苦，我是怎么过来的，我很明白联想现在是做大了，但那是无意偶尔因素在起作用产权机制对于一个企业的发铺来说应当是第一位的”1993年，因为新老班子交替问题，联想发铺遇到第一个瓶颈，第一次没有完成自己定下的义务到了这样的要害时刻，柳传志再次尽力，终于使中国科学院批准拿出联想35％的股份作为联想创业股，分给1988年以前入联想的创业者，兑现了“谁栽树，谁乘凉”，让创业者顺利退下，让杨元庆、郭为这样的新人走上重要岗位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1997年，联想又将北京联想最赢利的业务注入联想香港上市公司，由部门业务上市转化为绝大多数业务在香港上市，更好地应用上市公司所拥有的认股权证的方法将员工和公司的好处紧紧绑在一起

　归结柳传志的政治智慧，首先是立意高遥，非一般企业所及-其次是隐忍以行，蒙受常人难以蒙受之重-再次，是审时度势，目的坚定行动有序-最后，是积极稳健，与环境保持协调

　我想用这样一个公式表达企业与政治的关系-100减1等于0这个1就是政治认可没有政治认可，企业别的方面做得再好，都很容易归于零在如何做好企业的政治工作方面，柳传志堪为20年间难得的民企楷模柳传志用“鸡蛋论”对此作了概括-“企业要发铺，周边的环境极为重要对一个鸡蛋孵出小鸡来讲，37度半到39度的温度最为合适那么，40度或41度的时候，鸡蛋是不是能孵出小鸡来呢?我想性命力坚强的鸡蛋也能孵出小鸡来，但是到了100度的温度必定不行了对企业来讲，1978年以前可能是100度的温度，什么鸡蛋也孵不出鸡来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可能就是45度的温度，性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孵出来到1984年我们办联想的时候，大概就是42度的温度今天的温度大概是40度左右，也不是最好的温度因此，性命力坚强的鸡蛋就要研讨周边的环境，一方面匆匆使环境更合适，一方面加强自己的性命力，以便能坚强地孵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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